席北斗：地下水污染防治是生态环境保护最难攻克的堡垒

　　“从‘美丽中国’建设的角度看，地下水作为流动的介质，连接起‘山水林田湖草沙海’系统内的水分与物质循环，它既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基地保障，也是环境质量整体改善必须补齐的短板。”在日前举办的2024年度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管理培训班（第二期）上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席北斗在做主题报告时说。

　　据席北斗介绍，我国于2011年出台《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》， 2013年出台《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，在“水十条”“土十条”中都将地下水保护作为重要内容纳入。2019年、2021年先后出台《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。《“十四五”土壤、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中更细致地提出建立健全地下水污染防治管理体系，加强地下水污染源头预防，控制污染增量，削减存量，保障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。在去年召开的全国生态文明保护大会中，地下水保护也是重要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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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席北斗介绍，这整个历程逐步形成“一保、二建、三协同、四落实”的任务清单，从调查与规划、节约与保护、超采治理、污染防治、监督管理等方面，进一步细化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要求。同时，提出建立健全地下水污染防治管理体系，加强污染源头预防、风险管控与修复，以“七分防，三分治”为核心理念，持续完善地下水制度体系。

　　“相对于地表水污染而言，地下水污染具有隐蔽性、滞后性、复杂性、不确定性和难以修复等特点，污染防控和修复的难度较大。”席北斗说，污染源难以识别，相当于打仗找不到敌人。因此，摸清地下水污染底数、识别环境风险、诊断问题，让不可见的地下水“变可见”，是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与监管工作的重要基础。

　　要精准溯源首先要进行病因、病灶的诊断。我国地下水污染溯源手段多样，如水化学分析法、多元统计法、稳定同位素示踪法、微生物源追踪。这几种方法各有利弊，目前，任何单一溯源技术均难以完成精准诊断，建议多种分析方法联用，优化溯源效果。

　　找准病因病灶以后，要科学地、经济地切除污染源，应确立地下水污染场地“分类分级”防控体系。具体而言，基于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的分布特征，开展综合防控与修复技术的有效性分析，统筹退役地块或在产企业（园区）的水文地质特征，针对重度污染、中度污染和轻度污染，分别采用合适的污染物处理技术。

　　最后是地下水污染防治的系统管控。一方面是确定污染源分级分类管理制度，通过构建分级管理信息系统，实现污染场地基础资料收集+分级结果展示，并制定在线监测、隐患排查、风险管控、退出变更等管理方案。

　　另一方面是搭建地下水采—测—预警业务化监管平台，针对地下水监测信息采集不全、有效性不足、监测成本高、代表性不强等问题，在综合考虑水文地质条件、地下水功能等影响因素下，结合地下水污染精准识别、地下水污染特征因子筛选实现“分区调整，全局考虑”，优化地下水监测井网布设。

　　针对地下水监测数据传输速度有待提高、安全性不足、可靠性未知等问题，研发基于低功耗物联网的监测数据采集技术，保障监测数据上链计算时效性。此外，针对存在的各种原因导致的数据失真问题，平台可通过对在线监测数据实时加密和上链操作，实现上链数据无误差传输。

　　“地下水污染防治是生态环境保护最难攻克的堡垒。在这方面我国相对起步较晚，其治理和管理的需求非常大，需要边研究、边治理、边取得经验。”席北斗表示，未来，应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科技支撑，加强地下水科研数据库和智慧监管平台建设，以科技赋能协同解决地下水中新老污染物。同时，强化人才赋能，培养懂科学技术、会协调管理和具有全身心保护地下水情怀的复合型、实战型人才。

　　此外，统筹不同尺度地下水质量标准与地下水风险管控标准，并健全水量水质—地表地下—区域场地协同管控机制，通过部门联席机制、数据共享机制、科研交流机制、国际借鉴机制4个层面的机制融合，为系统防范多介质、跨尺度风险提供全面管理与技术支撑，精准、科学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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